《忆文森特》
(法) 高更 |
保罗·高更（1848－1903），法国画家，继印象主义之后在法国画坛上产生重要影响的艺术革新考，与梵高、塞尚等被人们称为后印象主义。高更早年只是一个业余画家。1883年，他抛弃证券经纪人的职务成为职业画家。1891年他到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定居，过着土著人的生活。高更厌恶现代文明，到过着原始生活方式的土著人中寻找精神上的慰藉。他的代表作品《两个塔希提妇女》含有精致的趣味性和艺术想力。高更的理论和实践影响了一群使用象征语言的画家，推动了象征艺术的发展。高更对于20世纪的现代派艺术，特别是超现实主义有重要的影响。
在我的黄颜色房间里——带紫色圆环的向日葵突出在一片黄颜色的背景之前；花梗浸在一只黄颜色的壶中，壶放在一张黄颜色的桌上。画面的一角上，画家的签名：文森特。黄颜色的太阳透过我房间里的黄颜色窗帘，一派生气沐浴在一片金色之中。早晨，我在床上醒来，想象这一切必定是芳香扑鼻。哦，说真的，他喜欢黄颜色，好心的文森特，这位荷兰．画家,阳光的闪耀使他的灵魂重新振作起来。他厌恶迷雾，感
到需要温暖。
我们一起在阿尔的时候，两人都是疯疯癫癫的，为解开色彩之谜而苦斗，我喜欢红颜色（在什么地方才能找到纯朱红色呢?）他用纯黄色的画笔在墙上描绘，突然转为紫罗兰色：
我神志健全。
我就是圣灵。
我的黄颜色房间里有一张静物小品。那是紫罗兰色的：两只破旧的、走样的大工作鞋，文森特的鞋；这双鞋还是新的时候，在荷兰一个晴朗的清晨，他曾穿着步行到比利时。这位年轻的教士（他刚刚结束神学的学习，为了当一名牧师，象他父亲一样）上路去访问矿区内地称之为他的兄弟的人们。他在《圣经》中曾读到过这些质朴的劳动者，他们遭受强者之穷奢极侈的压榨。
与他的导师的教诲南辕北辙，这位聪明的荷兰人，文森特信奉一个热爱穷人的耶稣。他的灵魂充满博爱精神，他希望以抚慰之词和自我牺牲帮助弱者同强者搏斗。显然，文森特已经精神失常。
在矿区里，他的《圣经》传道，我相信，对地面下的矿工们是有益的，但是对地面上的当局则是格格不久的。他很快被撤职解雇。家庭会议召开，断定他神志不清，规劝他为了身体的健康而打退堂鼓。然而，多亏他的弟弟泰奥从中调停，他才没有被禁闭家中。
一天，阴沉黑暗的矿井中弥漫着钻黄的火焰；那是矿井里煤气起火的可怕闪光，强烈的爆炸必然引起火灾。起火后，在污浊的碳气中到处乱爬乱挤的人们，来不及发出一句咒骂，就在那天丧失了生命和人性。其中一人，严重地断肢和面部烧伤，被文森特收容。与此同时，煤矿公司的医生断言此人已无生望，唯奇迹和慈母般的护理——这将付出很大的代价——才能把他抢救过来，不过白白浪费一个人的努力是愚蠢
不过的。
但是文森特相信奇迹，相信母爱。这个疯子（无疑是神志失常）临床照料那垂死的牺牲者。他有效地使受伤者避免空气的污染，出钱购买所需的药物。他诉说传道者的抚慰之词（无疑是神志失常）。一个疯子的这项工作成功地使一个基督徒起死回生。
这名受伤的矿工，终于痊愈，下井重操苦役。文森特说，你能看到，一个矿工的蜡黄前额上的鲜红的累累伤疤——殉难耶稣头上的光轮，荆冠的锯齿形标志。而我……我画他，文森特,他用黄色的画笔在墙上描绘，突然转为紫罗兰色：
我就是圣灵。
……神志健全。
显然，这个人疯了。
我一直想写一点关于凡·高的文章，我总有一天要写的，当我感到该轮到我了！现在我想追述他，毋宁说是追述我们的某些情况，以便纠正在某些方面的讹传。在我的一生中，有些谋求与我作伴和切磋机会的人都发了疯，无疑是无巧不成书。
凡·高兄弟俩即是一例，或是出于恶意中伤，或是出于天真无知，人们把他们的神志失常归咎于我的举止行为。当然，有种人对朋友会起相当大的影响。在不幸发生后的很久以后，文森特从疗养院里写信给我。他说：“你在巴黎是多么幸运。在巴黎才能找到最高权威。你确实需要找一位专家医治一下你的疯病。我们都不疯吗？”那是由衷的忠告，我为什么不接受呢——无疑我是作出了否定的表示。
《木星报》的读者已经看到数年前发表的一封文森特的书信，从中可以知悉他是如何硬要我去阿尔，担任他希望建立的艺术家工作室的导师。那时，我在布列塔尼蓬一阿旺作画，也许是由于我希望结束在该地开始的几幅画，也许是因为我本能地模糊地预感到有点不对头，所以我拒绝了好长一阵子，后来，被文森特的诚意所打动，我才决定去。
我于深夜到达阿尔，在一家通宵营业的咖啡馆里等待天亮。老板对我望了一眼，惊叫起来：“是你，他的伙伴，我认识你。”我送给文森特的自画像足够解释老板的这一声惊叫。文森特把我的像给他看的时候，曾告诉他那是一个即将来到的伙伴。
我去叫醒文森特，不太早亦不太迟。那一天忙于安顿我，拉家常，四处走走，为了好让我夸一声阿尔和阿尔妇女的美。对这些女人，顺便说一句，我是兴致索然。
第二天，我们便动手作画，他从未画完的地方继续画下去，我则从头开始……
那是……几个星期后，我才清楚地感觉到阿尔及其周围的辛辣味。这并未阻挡我们镇定自若地作画，特别是文森特。我和他，一个是成熟的火山，另一个也在沸腾，尽管是内在的,某种冲突在所难免。
一开始，我就发现到处，各个方面都是杂乱无章．他的颜色箱内已经放不下空颜色管了，可是他从未想到再做一个。尽管这样乱七八糟，一团糟，可是在他的画布上一切在温暖地生长，在他的言辞中亦然。都德、龚古尔、《圣经》为这个荷兰人提供燃料。阿尔的码头、桥梁和小船、法国的整个南部，变成了他的另一个荷兰。他甚至忘记了荷兰语：可从出版的致他弟弟的书信中看出，他只用法语，他的法语写得极好，丰富地补充了优雅的状语形式。
虽然我竭尽全力用批判性见解的逻辑程序清理他那乱糟糟的头脑，我仍无法探测他的绘画与他的鉴赏之间的十足的矛盾。例如，他对梅索尼埃顶礼膜拜，对安格尔深恶痛绝。德加令他绝望，塞尚不过是一只破罐。他一想到蒙蒂塞利就情动泪下。
要他认识我的实实在在的智慧使他恼怒。虽然我的前额太窄——低能的标志。此外，他颇会装模作样，或者毋宁说是一副《福音书》的利地王义的模样……我们在一起耽了多久？我说不上来，忘得一千二净了。虽然不幸来得迅疾，虽然我的作画狂热握住了我，但是那似乎有一个世纪之久。
人们毫不怀疑，两个人正在从事对他们俩毫无好处的工作。也许是对别人？反正是危机四伏。
我到达阿尔的时候，文森特一头扎在新印象主义画派之中，他正在排命挣扎，痛苦不堪．这个画派象其他一切画派一样是鳖脚的，这无关紧要；要紧的是那个画派与他的个性不合，他毫无耐心，他独辟段径。
他以胡乱地给成的这幅作品的紫罗兰色背景上的黄色和补色，创造了不过是抑制的和谐，残缺不全，单调乏味；号角的声音正在消失。
我肩负起启蒙他的任务，对我来说，易如反掌，因为我找到了丰富和肥沃的土壤。就象一切的性格都是独特的和带有个性的烙印一样，文森特对邻居毫不害怕，但亦不是一个难以相处的人。
那一天，我们的文森特取得了惊人的进步；他似乎感觉到了他自身中的一切，这在没完没了的太阳图画——在阳光下绘成的——中产生了结果。
你见过那张诗人的肖像吗？
脸庞和头发是钻黄色。
其次，衣服是铬黄色。
第三，领带是格黄色，上面有一只绿宝石领带扣针，碧绿的绿石，衬着钻黄色的背景（这一色彩运用的第四例）。这就是一个意大利画家对我所作的评述，他又说：“呸，呸，一切都是黄颜色；真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颜色。”在此讨论技巧的细节毫无必要。我提这一点不过是想说明凡·高从我这儿得到不少教益，可是丝毫也没有为之而牺牲他自己的独创性。他每天向我表示感谢。这就是他希望在致奥里埃先生的信中要说的话：他得益于保罗·高更匪浅。我到达阿尔的时候，文森特正在寻找他的道路，而我，年长数岁，已经成熟。我感谢文森特，他使我意识到自己对他有用，他使我的关于绘画的先前想法得到加强。再者，在困难的时刻，我被提醒：一个人能够发现别人比自己更不幸运。读到这样一句话时，“高更的图画多少使人联想起凡·高的图画”，我笑了。
在我逗留的后期，文森特变得极为粗暴和激动，接着是沉默。好几个晚上，他起身来到我的床边，使我吃惊。我怎么恰恰会在这当口醒来的？我总是十分清醒地对他说一句话就够了：“怎么啦，文森特？”他一声不吭地回到他的床上。呼呼入睡了。
当他正在描绘他那心爱的静物题材——向日葵时，我起了给他画像的念头。肖像完成后，他对我说：“的确是我，但是精神失常的我。”
当天晚上，我们上咖啡馆，他要了一杯谈苦艾酒。突然，他连杯带酒地朝我头上掷过来。我闪开，把他抱住；我离开咖啡馆，穿过维克多·雨果广场。几分钟后，文森特躺在床上，一下子就睡着了，一觉睡到大天亮。
醒后，他心平气和地对我说：“我亲爱的高更，我模模糊糊地记得昨天晚上冒犯了你。”我答道：“我由衷高兴地原谅你，不过昨晚的事儿可能再会发生，如果我被击中，恐怕无法控制自己，会把你勒死的。所以，请允许我写信给令弟，告诉他我将回去。”天哪，那是什么样的一天呀！暮色降临，匆匆吃完了晚饭，我感到需要单独出去溜溜，享受一下月桂花的芳香。我差不多穿过维克多·雨果广场时，听到后面一阵熟悉的短促的脚步声——迅疾而凌乱。正当文森特朝我冲过来的时候，我转过身来，他手里握着一把掰开的剃刀。我当时的目光一定十分凶狠，因为他收住脚步，低下了头，朝家的方向奔去。
我太大意了吗？我不是应该夺下他的剃刀，并设法抚慰他吗？我常常扪心自问，但我无可自责之处。无论是谁，只要他想做，他就可以先下手为强。阿尔的一家体面的旅馆不过一箭之遥，我走了一个房间过夜。我焦虑不安，直到半夜三更方才迷迷糊糊入睡，第二天很迟才醒——七时半左右。
走过广场，我看到一大群人聚在一起。我们的房子附近，站着几名警察，还有一个矮个子绅士，头戴一项瓜形相，那是警官。这就是所发生的情形。凡·高回到家里，随即齐耳根割下一只耳朵。他一定花了不少时间才止住血；，因为在第二天。许多湿透的毛巾四散在底层两个房间的花砖地上。血污染了这两个房间和通向楼上卧室的楼梯。当他康复，有力气外出时，他戴上一项巴斯克贝雷帽，拉得低低的，径直前往一个地方——一个缺少乡下姑娘的人能在此逢场作戏的地方，把洗得干干净净的、装在信封中的耳朵送给门房。“给你，”他说，“我的一件纪念品。一然后，一
溜烟逃回家去，倒头便睡。可是，他还不厌麻烦地把百叶窗关好，点亮一盏灯，放在靠近窗旁的桌子上……
文森特躺在床上，全身紧裹被单，蜂缩一团，活象手枪上的击铁；他似乎已经死了。轻轻地，十分轻轻地，我摸摸他的身体，身上的热气证明他尚活着。我如释重负。
我悄声地对警官说：“先生，请你务必小心地把他弄醒，倘若他问起我，就说我已经去巴黎了；他看到我就会送他命的。”
……文森特被送进医院，入院后，他的头脑又开始糊起来。
以后的事，对此有兴趣的人都是一清二楚的。除了一个在疯人院中接受治疗的人的巨大痛苦之外，其余的没有必要赘述；在发病的间歇期间，他又变得清醒，因此他能够了解自己的情况，并在一阵疯狂的激动之中画下了那些使他出名的堪可赞叹的图画。
我收到他的最后的一封信是从蓬图瓦兹附近的奥韦奇来的。他说他希望在康复后到布列塔尼来看我，但暂时不得不承认由于需要治疗而不能成行。“亲爱的老师（这是他使用这个字眼的唯一的一次），认识你和使你遭罪之后，在神志清醒中死去，要比在神志衰退中死去体面得多呀。”因此，他朝腹部开了一枪，几小时后，他躺在床上，吸着烟斗，神志清醒，带着对艺术之热爱和对别人毫无怨恨之情，离开了人世。
在《怪物》中，让·多朗写道：“高更一说到‘文森特’，他的声音便柔和起来。”让·多朗并不真正地了解，可是猜对了。人们知晓个中道理。
（刘明毅译）-摘自《画廊文心》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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